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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奇作品连载: 《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一)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2-11-21  来源:上海德商  作者:陈希奇,转载:胡蝶  浏览次数:7174
核心提示: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上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

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

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上海德商》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陈希奇先生收集整理的一批湖南人在上海做出的贡献。对我们研究湖南人在上海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网将分期转载。


陈希奇先生是湖南常德人,现为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曾于本世纪初来到上海,参与热风企业管理工作。喜爱文史,曾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人口报》《湖南档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参与了《汉寿县志》、《常德市志》、《常德历史上的今天》、《汉寿县档案馆指南》等史志的编写工作,有深厚的文字和史志功底。所著《汉寿县人口志》在湖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汉寿县志·人口》被评列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交流“十佳”第一;负责补充修改的《汉寿县志·血防》获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一等奖特别是专注于对源远流长的湘人、湘军、湘政、湘商的考证纪载,用心用情记录了湖南人建功上海的智慧与贡献,所写的《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章内容厚重,意义深远,弘扬了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振了在沪湘籍人士敢闯敢拼的文化自信,值得一读。


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一)

作者:陈希奇

来上海已经整整20年,过去一直没有探讨过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与通江达海的上海会有什么关系,或者渊源?近段时间只是简单地做了一些了解,竟发现很多湖南人都曾经在上海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对上海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上海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无法估量的贡献!上海对比湖南,历史算不上悠久。1267年,南宋朝廷才在现在的浦西设置上海镇,1291年成立上海县,后来县名虽几经改变,但直到民国以前,上海一直隶属于江苏省淞江府,后来在淞江府之上设置了上海道(全称“分巡苏松太常等地兵备道”)。自1843年开埠,1927年建立特别市,1949年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步入快车道,迅速发展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已然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外地人口,特别是附近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人口,尤以宁波、无锡居多。作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中部省份湖南,自古以来迁入上海的人数并不算多,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后,按进入上海的人数排队,也到了十多名。然而,在上海的发展进程中,湖南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湖南人才的不凡建树却不可低估,他们不仅对上海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是推进上海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春申君对上海的影响与贡献

从公元前248年开始,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被封于江东吴地,湖南人便对上海产生影响。春申君本名黄歇,系湖南常德城区人,他被封于江东吴地时,上海还是一片荒凉,水灾频发。他在现今松江区新桥镇的春申村建立“指挥所”,带领家族、食客和领地民众开启了农耕文明和航运文明;兴修水利,疏浚吴淞江,开浚黄歇浦(黄浦江);改良土壤,变荒滩为良田;引进冶铁技术,制造生产器械;引进纺织技术,纺织丝绸布匹。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春申君政绩显赫,深得民心,受到上海人民的无限崇拜和敬仰,人们纷纷以其姓、名、号命名。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曾名黄浦塘、黄浦港、黄浦、大黄浦、黄龙浦、黄歇浦、春申浦、申江等,不管怎么改变,都是为了纪念春申君。在上海一带,带有“春申”、“春”、“申”、“黄”、“歇”等字样的地方、道路、机构、企业、食品等各种与春申君有联系的名称高达数百种之多,均为纪念这位开“申”之祖而命名,正因为如此,上海才简称“申”。

嘉定区黄渡镇镇名的由来,也是“黄歇在此渡江”的意思。相传当年黄歇受命率军攻打秦国,在此渡江。直到现在,黄渡居民还有元宵节比赛喝黄酒的习俗。整个上海市乃至上海周边地区,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喝黄酒,而不喜欢喝其他的酒,也与纪念黄歇有关。2002年9月,上海申博成功,也忘不了纪念春申君,在欢庆的晚会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有学者把春申君视为上海文化的根基。因为春申君在上海开创的地方文化,具有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显著特征。近代兴起的兼容并蓄、多元互补、不拘一格、灵活创新,融多元文化于一炉的海派文化也完全继承了这一特征。上海人历来都把春申君作为神来供奉。在莘庄镇南面,春申桥西侧,原来有一座春申庙,庙内供奉的主神就是春申君。在上海著名的老城隍庙,也曾经供奉着春申君神像。

2003年,上海松江区有关部门,在新桥镇春申村重新扩建了春申君祠堂,一组巨大的铜浮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黄歇带领当地居民治理、疏通黄浦江的情景。由此可见春申君对上海的影响之深远。


一、受命为官上海,尽责造福一方

太平天国时期,湖南人才呈井喷式涌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力挽狂澜,扶清王朝大厦之将倾。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将领必然受到清政府的重用,一时间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官至总督者15人,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计其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在湘军将领的治理下,清王朝还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朝廷大量起用湖南人才,湖南人当然很开心,也很骄傲。但是,当地人不一定认可,不一定服气。特别是江南一带,经济富裕,文化底蕴丰厚,文人辈出,“江南才子”闻名遐迩。元明清三代,仅江南一省(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上榜状元人数就占到全国的近一半,“天下状元半江南”一说毫不为过。

还真有不服气的,湖南才子王闿运有个朋友在南京为官,当地文人根本就瞧不起这位湖南来的官员。这也难怪,当地文人一则认为湖南人占了他们的位子,二则打心里就不服这些人。对于这些行伍出身的湘军将领,没有被文人才子们骂为“一介武夫”就不错了。

王闿运听说后,写了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上联说朱熹等人的理学,都是由湖南人周敦颐起源的;下联说长江都是经由湘江等上游支流汇聚的。整首对联都说湖南在江南之上。王闿运的朋友立刻就把对联悬挂在客厅中,并邀请那些看不起他的文人来家里做客,结果那些人看到这副对联都哑口无言了。

南京的关帝庙建成后,王闿运又写下了一副对联:“杯酒斩颜良,河北英雄齐丧胆;单刀会鲁肃 ,江南名士尽低头。”斩颜良和单刀会都是关羽一生的得意之作,王闿运巧妙利用关羽的故事,写下“江南名士尽低头”,大煞南京文人的威风,让南京文人们彻底服了。其实,湖南江南,各有所长,无需分个高下,湖南状元远不及江南,但湖南人讲究经世致用,注重实践。

当年受朝廷任命前往上海为官的湖南人不在少数,仅1873~1911年的38年间,上海的23任道台中,湖南人就占据了7任,为各省之冠。这些湖南人在上海执政期间,不辱使命,尽职尽责,大多数人都做出了不菲的成绩,在市政、洋务、外交领域也颇有建树。


聂缉椝:从副总经理到上海道台

聂缉椝,衡山人,曾国藩幺女婿。1882年,经左宗棠(一说是李鸿章)保举,出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副总经理),两年后升任总办(总经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1867年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具体负责实施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且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聂缉槼出于对岳父的尊重,对保举人的感恩,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他命人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不仅将一个亏空20多万两银子的企业转亏为盈,而且盈利颇丰,使得江南制造总局起死回生。

聂缉槼经营江南制造总局的不俗表现得到曾国荃的赏识,1890年,曾国荃向朝廷冒险保荐聂缉椝出任上海道台。

清廷有明文规定:“亲不保亲”。曾国荃保荐侄女婿显然是违规的,可是,慈禧太后知道聂缉椝是个能人,大清王朝能干事的人太少了,因此破例批准了曾国荃的保荐,让聂缉槼出任上海道台。

聂缉槼不负所望,在上海道台任上办事得力,大有作为,规划修筑浦滩马路,成绩斐然。李鸿章见他才能出众,又是恩师曾国藩的女婿,有意栽培他。官商合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1878年由李鸿章主持,原上海道台龚照瑗创办的,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当时,已有工人数千人,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是自创办后经营不善,后来出现亏损,最后连工资也发不出来,李鸿章很伤脑筋,便让聂缉槼参与改造上海机器织布局,聂在其中占有450股份,折合银子5万4千两,占总股本的十分之一,当然也十分愿意。

189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了一场大火灾,1893年11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聂缉规负责恢复织布局,让聂缉椝收拾残局,重新募集资本100万两,在织布局旧址上设立了机器纺织总厂,规模更大,织布机达到750台。1904年租给聂缉榘经营,1909年租约期满后被聂以低价收购,改组为私营恒丰纺织新局,后由他的儿子聂云台改名为恒丰纱厂,成为聂家的摇钱树。

聂缉槼育有8子4女,通过儿女婚姻关系结成了一个庞大的政商关系网,使一二百口人的聂家成为上海滩八大望族之一。在黄浦江畔建起了上海滩人人皆知的聂家花园,聂家公馆,还盖了一所缉椝中学。

聂缉槼在主政江南制造总局时还创建了上海湖南会馆。会馆位于今上海市制造局路94号附近的高昌庙斜桥南面,时人习惯称为“斜桥湖南会馆”。

江南制造总局创建以后的数十年中,总办(总经理)多出自湘军高级将领,仅李兴锐、聂缉槼两人掌控制造总局前后就长达20年。在浏阳人李兴锐任上,江南制造总局招聘了大量的湖南技术员工,形成了湖南民工第一次赴沪“打工潮”。这么多湖南人在上海,创建湖南会馆当然成为客观需要。

为了满足湖南人的信仰需求,湖南会馆于1892年,在会馆南面建了一个“瞿真人庙”,此庙一度成为沪南地区香火特旺的庙宇之一。庙南的一条路也被叫做“瞿真人庙路”,后来简化为“瞿真人路”,现在叫做“瞿溪路”。

聂缉槼才华超卓,离开家乡湖南衡阳14年,其中任上海道台5年,成为上海滩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在政商两界获得“才大心细、精明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的良好口碑,为中国的军工工业和纺织工业,为上海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树勋:从放牛娃到上海道台

袁树勋,湘潭人,出自湘军。没有显赫军功,没有科举功名,没有祖先荫封,从放牛娃到两广总督,实在是官场奇葩。1891年,他由南汇转任上海知县,甫及一年,父亲逝世,去官丁忧,后调往景德镇、天津任知府,1901年调回上海任道台。是年,江南歉收,物价飞涨,他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宣布不准大米出口,并借用漕粮平粜,以缓和米价暴涨,民众生活得到平稳过渡。1901~1906年他在位期间,积极支持绅商参与政事,修筑道路、建设桥梁、加修码头,整顿市政、发展交通、提倡卫生,设立巡警,维护治安,发展教育与慈善事业,很得民心。他结交巨富,如鱼得水,上海成为他的福地。

袁树勋担任道台时,正值上海开埠半个世纪之际,由“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洋人凭借他们的势力和特权,进一步扩张租界,各种各样的华洋争讼集于道府。袁树勋殚精竭虑,从容应对,面对洋人的强权、朝廷的压力、群众的呼声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处理了影响全国的两大案件。

一是“大闹会审公堂案”。1905年12月8日,一艘从四川到上海的轮船到达十六铺码头,一群巡警将一个叫黎王氏的广东女人截住,见她带着十几个人,认为有拐卖人口之嫌,把她们带回官府会审。在当时的上海,外国人有领事裁判权,但是案件如果涉及中外双方,那就需要中外双方会审。其实这位黎王氏不是人贩子,而是一名中国官员的太太,身边人都是丫鬟侍从,不该由外国人审理。可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决定,非要自己审判黎王氏,但被中国官员关炯之拒绝。双方发生争执,英方强拉黎王氏,而中国差役奋力阻止,双方终于打斗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几天后,民众对此大为不满。12月18日上午,示威群众开始围攻老闸捕房和工部局,巡捕开枪打死3人,打伤多人。英国军舰上的水兵也闻讯赶来镇压,总共有18名华人被打死,几十人受重伤。

不仅如此,英方还提出索赔8万两银子的要求,两江总督和清政府外务部坚持予以拒绝,双方因此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后经袁树勋据理力争,多方交涉,直到1907年底 ,中英双方经过多次来往照会,终于商妥了一个解决方案,由袁树勋以个人名义,赔偿英国5万两银子予以了结。

袁树勋还以中外签订的条约为依据,给各国领事发出照会,务将擅夺女犯违章之捕头斥责示儆。他完全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体现了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黎王氏的案件得以解决,而殴打中国官员的捕头被撤职。

二是“苏报案”。“苏报案”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大案,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接编《苏报》,仅40多天就将该报推向了一个光辉的巅峰,几乎每天都有慷慨激昂、鼓吹革命的文章发表。章太炎发表署名文章《杀人主义》,直呼“不斩楼兰死不休”,“杀尽胡儿(满族)方罢手”。邹容发表《革命军》,刊出《革命军》出版广告,直言该书“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华”。加上章士钊在《苏报》连续宣传,这本小册子辗转翻印,销量逾百万,创下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纪录。由此,《苏报》被清政府视作眼中钉,袁树勋向“工部局”提出严重抗议,租界当局在清廷维护国家安全的外交交涉下,终于在6月30日发出拘票。蔡元培、陈范临时走避,章太炎等被捕、邹容自动投案。

为置章、邹于死地,袁树勋绞尽了脑汁,用尽手段,与租界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外交活动。但最终被迫答应从宽结案。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苏报案”中,清政府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清政府与列强的矛盾、清政府中强硬派与温和派的矛盾,三对矛盾纠结在一起,也确实够复杂的,但由于袁树勋具有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和处理江西贵溪教案的经验,还是把这个案子处理下来了。

袁树勋在上海道台任上,不遗余力维护国家主权,宣布上海为中立区,照会日、俄两国,申明其军舰不得在中国沿江沿海口岸停泊、采运或作战。在清朝外交上,对外国人能有如此强硬态度,实是难得。他离任后,上海绅商士民还给他立了一块“湘潭袁去思碑”,以纪念他。

1910年,袁树勋在任两广总督时称病请辞,于南京营建别墅,寓此一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迁入上海定居。


黄爱棠:点亮上海成“不夜城”


黄爱棠,原名黄缙,1842年生于湖南湘东。1892~1899年,黄爱棠担任上海知县,坚守国格,维护主权,保护民众,富于气节,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在上海各界的再三挽留之下,任职时间长达7年之久。


1882年,英国人立德禄等在南京路江西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厂,点亮15盏弧光灯。1897年,黄爱棠与上海道台蔡钧商议,参照租界办法创设电灯,拨库银4000两,向英商怡和洋行租借一台蒸汽发电机自己发电。与此同时,黄爱棠主持在十六铺老太平码头空地上创办南市电灯厂,中国人在上海终于有了自己创办的第一家电灯厂。1898年1月21日(除夕)晚上试灯,黄爱棠率官员前往观看,但见“电光大放,九衢四达,几疑朗月高悬”。次日晚,从老太平码头至公义码头沿浦滩30盏琉璃路灯一起放亮。从此,“不夜城”成为上海的代名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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