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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奇作品连载: 《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四)促成辛亥革命 建立中华民国:唐群英、苏鹏、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3-06-13  来源:上海市常德商会  作者:胡蝶  浏览次数:14349
核心提示: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上海德商》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

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

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上海德商》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陈希奇先生收集整理的一批湖南人在上海做出的贡献。对我们研究湖南人在上海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网将分期转载。


陈希奇先生是湖南常德人,现为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曾于本世纪初来到上海,参与热风企业管理工作。喜爱文史,曾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人口报》《湖南档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参与了《汉寿县志》、《常德市志》、《常德历史上的今天》、《汉寿县档案馆指南》等史志的编写工作,有深厚的文字和史志功底。所著《汉寿县人口志》在湖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汉寿县志·人口》被评列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交流“十佳”第一;负责补充修改的《汉寿县志·血防》获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一等奖。特别是他专注于对源远流长的湘人、湘军、湘政、湘商的考证纪载,用心用情记录了湖南人建功上海的智慧与贡献,所写的《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章内容厚重,意义深远,弘扬了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振了在沪湘籍人士敢闯敢拼的文化自信,值得一读


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


1911年11月下旬,南京玄武门久攻不下,9名女子乔装打扮,混在难民之中进入城门。说时迟那时快,一女子拔出双枪,啪啪啪连开数枪,其他8名女子一起拔枪射击,守门清兵纷纷倒地。接着400多名女子敢死队员乘势而上,占领南京城门。继而,双枪女将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连续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湖湘多壮士,巾帼有英雄,这个巾帼英雄就是唐群英。唐群英,1871年12年8日出生于湖南衡山新桥黄泥镇的一个武官家庭,父辈中好几位都是武将军。“虎父无犬女”,她从小不缠足,不做女红,喜欢舞枪弄棒。9岁时,父亲正式给她传授武艺。19岁那年,唐群英的父亲因病去世。她遵父命嫁给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而秋瑾则嫁给曾国藩的表侄王廷钧为妻。两家住得很近,又是亲戚,来往密切。在湘乡荷叶居住着三大望族:曾氏、王氏和葛氏。结识葛健豪(蔡和森的母亲)也是理所当然,唐、秋、葛三人成为至交,后来被誉为“潇湘三女杰”。1904年秋,唐群英应秋瑾之约赴日本东京,就读青山实践学校。在东京她结识刘揆一、刘道一兄弟和黄兴等中国革命党人。1905年5月,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唐群英加入华兴会。1905年8月组成中国同盟会,她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深受孙中山器重。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成立留日女学生会,她当选为书记,创办《留日女学生会》杂志,鼓励女性为地位而战,为自由而战。1907年12月,她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后,前往横滨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1908年,唐群英回国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受中国同盟会的委派,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她在同盟会成员陈荆(湘乡人)的配合下,先后策动了1909年春天的湘乡永丰起义、5月30日的湘潭花石起义、1910年4月的长沙起义,三次起义都未获成功,并受到清政府通缉。是年6月,按照黄兴的安排,她再次赴日本,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

1911年,唐群英从日本回到上海,向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在中部总会领导下开展工作。随即与张汉英(湖南醴陵人)在上海发起并组织“女子北伐队”。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打响,她设法护送黄兴从上海出发,于28日赶到汉口,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又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她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率领的女子北伐队400多名队员被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北伐军围困南京,清军凭借六朝古都坚固的城池和强劲的火力负隅顽抗,北伐军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唐群英率领的女子北伐队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她挑选8名精兵组成突击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攻破南京城。攻占南京耗时近一月,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战役。经此一战,“双枪女将唐群英”声名大振。1912年2月1日,在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唐群英作为第一批开国功臣受到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唐群英还是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性”,她是公认的在中国乃至亚洲争取女权的第一人,被誉为“一代女魂”。为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加上“男女平权”条文,她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曾先后6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她曾率领一群女子冲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她曾怒打宋教仁和林森;她还在《女子白话报》、湖南《女权日报》上发表抨击袁世凯剥夺女权的恶劣行径。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发行。同时,悬赏一万银圆对唐群英进行通缉。唐群英因预先得知消息而幸免于难。1912年至1930年,唐群英以主要精力致力于女子教育,她单独或与人合作,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了中央女子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10多所女子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女权启蒙教育结合起来,与国家强盛和民族自立联系起来。培育出了一批批有觉悟、有知识、有本领、精神独立、自立自强的新型女性。为了创办女学,唐群英负债累累,挂名顾问的生活补贴难以为继,晚年生活拮据困难。1936年秋,她拖着体弱多病的身体,行囊空空,离开南京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病故于湖南衡山新桥乡黄泥叮“是吾家”祖屋,享年66岁。唐群英虽然晚景凄凉,但是,仍然不会影响她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女权运动领袖、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的光辉形象。


苏鹏: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


苏鹏,1880年5月出生于湖南新化县大同镇柳筻村(今属冷水江市),17岁时考入舅父周叔川创办的求实学堂就读。后来学校停办,在舅舅和母亲的支持下,身为独子的他于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日本,他与蔡锷、陈天华交往颇多。后又结识了黄兴、杨笃生、秋瑾、刘道一等,他们经常集结在一起,商谈国事,斥责清政府。

1903年4月29日,针对沙俄迟迟不肯从我国东北撤军的阴谋,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全体大会,愤怒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黄兴是主要领导人,苏鹏积极参与其中。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行解散后,他们又组成军国民教育会,从拒俄御侮发展为反清革命,苏鹏被推为负责联络和筹款的“实行员”。

1904年春夏间,苏鹏与杨笃生、何海樵、胡晴崖等5人由东京到横滨,租了一间房子,秘密试制炸药。炸药研制成功后,决定暗杀慈禧太后。苏鹏与杨笃生、何海樵、张继、周来苏5人组成暗杀小组,从日本抵达天津,然后赴北京,打探慈禧行动。得知慈禧正在颐和园避暑,便在她回宫的必经之路埋设炸弹,苏鹏等人轮流隐蔽在芦苇丛中用电线遥控炸弹,守株待兔达5个月之久,仍无慈禧返宫的消息。他们所带资费几乎用尽,无法在京久留,只得放弃暗杀计划,回到日本东京。

苏鹏等人回到东京后,黄兴派人到日本,嘱咐苏鹏组织在日本的湖南籍陆军留学生,回国参加起义军事行动。在苏鹏的组织下,当时已经毕业的蔡锷、周仲玉、张孝准、刘介藩和尚未毕业的程潜、陈伟丞等人都积极响应,陆续回到上海,等待黄兴的指令。

随后,苏鹏也来到上海,与先期到达上海的暗杀组成员杨笃生、何海樵会面。杨、何二人向他介绍了蔡元培有意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和暗杀团的情况。当时,蔡元培已是中国教育会的会长,在知识界颇具声望。苏鹏当然求之不得,旋即主盟,为蔡元培等举行了隆重的入会仪式,正式接纳蔡元培等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和暗杀团成员,并向他们传授了制造炸药的方法。随后,蔡元培、蔡元康兄弟还介绍陶成章、徐锡麟这两位杰出人物入会。

苏鹏与从日本回国的一批人,正在上海等候黄兴的行动信息时,湖南起义活动遭受失败,黄兴也与一批从湘中逃出的反清志士先后来到上海。这两批人汇合在一起,在英租界大马路旁新闸路余庆里八号,设立启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并在这里设立爱国协会,杨笃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

1904年11月7日,黄兴、陈天华、苏鹏等40来名革命党人在余庆里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从即日开始,与会者分头前往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学界和革命党人,做好在湖北、南京等地起义的准备。会议后不到10日,形势一片大好。

可就在这时,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未遂被捕案,完全打乱了余庆里会议的战略部署,黄兴、苏鹏等10多人受牵连被捕入狱。好在大家入狱时,都用假名,苏鹏化名周寅珊,未被英租界当局察觉。虽然在英租界西牢被审讯六七次,但始终查不到直接证据,最后除万福华被判监禁10年,周来苏因身带手枪,犯租界“妨害治安”罪,判监禁1年3个月外,苏鹏等均判无罪释放。

苏鹏出狱不久,江西革命党人得知,清廷将派遣钦差检阅大臣铁良,南下检阅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各省新军,他们认为铁良是革命力量的危险敌人,准备乘他南下检阅时,伺机将他暗杀。因此,张榕川专程从江西来到上海找苏鹏。因苏鹏是自制炸弹的专家,张榕川想请他帮助制作炸弹,苏鹏表示同意。他俩从上海赴汉口,准备待铁良南下抵达武汉时,伺机行事,后因被清军巡逻队察觉,未能得手。

苏鹏到长沙后不久,突然传来陈天华在日本蹈海牺牲的噩耗,湖南学界为之震愤,遂推他为代表赴日迎接烈士灵柩回湘公葬。与此同时,苏鹏的舅父周叔川也病逝日本神户,周叔川也是有名的革命党人。1906年1月19日,苏鹏在东京会见主持同盟会全面工作的宋教仁,随即迎护陈天华和周叔川的灵柩返国。当他到达上海时,他的留日旧友姚洪业也因抗议日清政府投黄浦江自杀。他当即决定把姚的灵柩也一起迎护回湘。

5月23日,湖南学界在长沙为陈、姚二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公葬仪式,将烈士灵柩安葬在长沙岳麓山。随后,苏鹏护送舅父周叔川灵柩回新化安葬。

此后,苏鹏先后供职桂林、广州等地。1910年在广东组建宝昌锑矿公司,次年又在长沙组建百炼矿务公司。1921年,苏鹏当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至1926年。曾任湖南省第二选区监督、湖南省铜元局长,在上海群治大学讲过学,在新化县主办过青峰农业职业学校,自任校长。

湖南解放前夕,苏鹏致信老友唐星,力劝他协助程潜,促进湖南和平解放。后应程潜之邀在长沙商讨湖南和平起义事宜,并促其成功。1950年抗美援朝,他坚决拥护,支持仅存的小儿子参军赴朝,小儿子苏业成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在朝鲜前线英勇杀敌,壮烈牺牲。

1953年1月,苏鹏在新化病逝,终年73岁。


辛亥革命三烈士1:陈天华,滔海殉国真英雄

湖南人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戊戌变法,谭嗣同英勇就义,时年33岁,成为第一个肯用生命唤醒国家的人。辛亥革命,陈天华在日本东京滔海,年仅30岁,成为第二个肯用生命唤醒国家的人。紧接着,姚宏业投身上海黄浦江,年仅25岁;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滔海,时年39岁。他们同样是为了唤醒中国,以身殉国,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陈天华1875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新化县荣华乡。5岁识字,9岁熟读《左传》,有“神童”之称。可家境不富裕,迁入县城后,需走街串巷,提篮小卖补充家用。1900年考入长沙岳麓书院,靠奖学金补贴。1902底被选为留日官费生。1903年3月,与自费生等一行50人到达东京,入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日期间,他积极参与爱国学生活动,是“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成员。


1903年初夏,陈天华开始编写《猛回头》《警世钟》,至仲秋结束。两本书皆用白话写成,愤怒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深受读者喜欢,风靡中国,尤其是在长江流域最受欢迎,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宣传著作。陈天华也因此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1903年11月,陈天华得知黄兴、宋教仁等正在筹备成立华兴会,便立即回国。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陈天华成为创始人之一。随即,他参与长沙起义的策划。7月,黄兴派遣他和姚宏业前往江西,游说巡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长沙起义。后因叛徒刘佐楫告密,长沙起义流产,黄兴等人退避上海,陈天华、姚宏业亦由江西吉安来到上海。

11月7日,黄兴、陈天华与在上海担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的杨毓麟(字笃生)等40余人在新马路余庆里召开大会,共同议定在鄂、宁发动一次新的起义,但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造成黄兴等13人被捕入狱,鄂、宁起义计划搁浅。陈天华不在被捕之列,年底,他抵达日本东京,继续法政大学的学习。

1905年6月,陈天华协助宋教仁、田桐等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他笔耕不辍,连续撰写《支那最后之方针》《国民必读》等论文,继续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7月28日,他与孙中山会晤。次日,与黄兴等华兴会领导人聚会,讨论革命团体联合的必要性。30日,陈天华出席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被推举为同盟会起草会章的成员之一,起草《革命方略》。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不久,同盟会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称《民报》。陈天华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几篇重要文章。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激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8000留学生游行示威。12月8日,陈天华怀着对祖国人民的深厚热爱,对日、清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留下《绝命辞》,在东京大森海湾,毅然投身大海,一步一步走向深水区……时年30岁。他用年轻的生命,警醒国人爱国必须行动起来!


陈天华的《绝命辞》犹如一声惊雷,警醒了无数人。留日学生在横滨召开的陈天华追悼会上,一名学生宣读他的《绝命辞》,“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人人悲愤填膺,激情燃烧。在香港杏花楼为陈天华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参加吊唁者1000多人。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和姚宏业的灵柩同抵长沙,举行公葬仪式,送葬队伍达数万人,首尾绵延10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军警站立一旁,为之感动。毛泽东后来在《湘江评论》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评论说:“湖南的民气在这个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周恩来高度评价陈天华,认为他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二个肯用生命唤醒国家的人,是真正的英雄。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夕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热情歌颂陈天华这位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革命先烈。



辛亥革命三烈士2:姚宏业

姚宏业,1881年出生,字剑生,湖南益阳下梅塘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3年毕业于明德速成示范班,1904年6月进入日本弘文学院学习。他曾与人建路矿学校,首倡保护路矿主权。

姚宏业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立志“推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民国”。1905年10月,由黄兴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秘密潜回上海,从事武装起义的联络工作,但因“满奴日横”,很快又返回日本。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学生入学严加限制,在当时8000多名留日学生中有3000多名留学生面临退学处置。他和秋瑾等200多名留学生提前集体归国,以示对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抵达上海后,他感知到国内学堂非常腐败,归国学生不适宜进入这些学堂继续学习。认为“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基于这一思想,他开始与在上海的湖南籍学生宁调元积极筹备谋划,创建一所培养学生爱国思想的学校。1906年2月,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没有着落。他又与孙镜清、高天梅等奔走各方,募集资金。与秋瑾、于右任等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下一处民房,作为校舍。姚宏业等人怀着赶超美国耶鲁、日本早稻田的憧憬,将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反帝爱国特色的高等学府。正式开学时,共招学生318人,来自13个省。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

两江总督端方每月给中国公学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校务由执行、评议两部负责,推张邦杰、黄兆祥、王敬芳为执行部干事,谭心休、钟右愚等为评议部议员,姚宏业为庶务,彭施涤、黄宏宪等为舍监。

要维持一所学校的正常运转,经费来源是个大问题。在创立之初很少有人赞助。姚宏业在向官绅商学各界求助均无结果的情况下,只能发动全体学生自己捐款勉强维持。如再无经费来源,临时租借的校舍将会不保,初创不久的中国公学将面临瓦解的危险,身为庶务的姚宏业因此忧愤不已。1906年3月26日,姚宏业奋笔疾书千言遗书,向世人告白:“……我愿我死之后,君等勿复念我,而但念我中国公学……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之官绅、兵士、农工商,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我死后如有知也,愿此一点灵魂与我中国公学共不朽!”次日,姚宏业义无反顾地投身黄浦江,用生命发出最后的呐喊,以身殉国,以身殉中国公学,年仅25岁。

姚宏业在《绝命书》中反复陈述创立中国公学的意义和维持中国公学的困难,吁请各界给予赞助支持。《绝命书》公布后,社会各界受到很大震动,唤起了国人对公学的关注,赞助中国公学的人逐渐多起来。同盟会的人也因此受到深刻刺激,大家振作精神,一起行动,到处奔走求助。湖南、四川、广东等多省每年认捐数千元,海外华人华侨也慷慨解囊……姚宏业用生命保住了中国公学的生存和发展。后来还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拨吴淞炮台湾公地100余亩作为建设用地,大清银行借银10万两作为建筑费用。1909年,中国公学吴淞校舍在炮台湾落成。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得到孙中山、黄兴的大力扶持。此后中国公学逐渐发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17系的综合型大学,并增设了中学部。培养出了胡适、冯友兰、吴晗、何其芳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胡适在《姚烈士传》中评价姚宏业,说他是个“极可爱、极可敬、极有血性、极有责任心”的人。

1906年3月,正值湖南同盟会员苏鹏、禹之谟等人将陈天华的灵柩运抵上海,中国公学师生等1000多人为姚宏业、陈天华二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在会上宣读了姚宏业的《绝命书》和陈天华的《绝命辞》,大家痛哭流涕,深感义愤,爱国热情油然而生。会议决定将姚宏业的灵柩与陈天华的灵柩一道送回家乡湖南,举行公葬。1906年5月23日,在长沙岳麓山举行盛大的公葬仪式,“以彰义烈”。是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送葬队伍几万人,长达10余里。“送葬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


辛亥革命三烈士3:杨笃生

杨笃生,名毓麟,湖南长沙县尊阳都(今高桥镇)人,1872年生。少年聪慧异常,7岁能作文,15岁考中秀才。1897年中举,被分配到广西任知县,但他拒绝赴任。后被聘为时务学堂教习,成为湖南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1901年,杨笃生离开长沙来到上海。1902年4月,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读清华学校、宏文学院和早稻田大学。他与黄兴、樊锥、梁焕彝等湘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游学译编》;又与黄兴、蔡锷、张孝准等倡立湖南编译社,写成《新湖南》一书。

1903年,杨笃生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等6人在军国民教育会中组织暗杀团,研制炸药10余种。12月,杨笃生应邀回长沙,参与华兴会的筹备工作。

1904年2月,华兴会正式成立后,杨笃生被派往上海,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协会机关驻新马路余庆里,章士钊任副会长。爱国协会准备在上海响应黄兴等人在长沙策动的起义,但因事泄,长沙起义流产,黄兴等一大批人也撤到上海。11月7日,黄兴、刘揆一、杨笃生、章士钊等40余人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召开大会,决定分头发动大江南北的学生和军队举行起义。因受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清廷官兵在余庆里机关内搜出杨笃生名片多张,杨笃生只好避走日本。

1904年,杨笃生与张继、何海樵等人潜入北京暗杀西太后未果后,来到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组成并扩建了总部设在上海的暗杀团,秘密研制炸弹。身为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满腹学问的蔡元培也深感原始的刀枪不如炸弹而加盟暗杀团,并参与研究。烈性炸药研制成功后,装填入由黄兴从日本偷运来的炸弹壳里,被蔡元培欣喜地称为“中国第一炸弹”。

1905年夏,清廷派遣载泽、戴鸿慈等5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杨笃生打入其中作为随行人员。他与吴樾谋划炸死5大臣,由吴樾带上“中国第一炸弹”,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见机行事。由于机车挂钩时车厢震动,引起炸弹自行爆炸,吴樾当场牺牲。杨笃生因是随行人员,没有暴露,仍随5大臣赴日。到日本后,黄兴、宋教仁让他辞退随员职务,回到上海设立同盟会江海交通机关。1906年,他与陈家鼎、宁调元等在上海先后创办了《洞庭波》《汉帜》等刊物。

1907年4月2日,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杨任总主笔,揭露、鞭挞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不遗余力。报纸创刊仅37天,邻居失火,连带受灾,烈焰封门,杨笃生沿窗外电杆滑下,虽然逃过一劫,可机器设备全损。他千方百计,继续出版,极力鼓吹革命,鞭挞专制政府,坚持了一年多时间。于右任称他“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

1908年,杨笃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同时兼任上海《民立报》特约通讯员,报道欧洲事务。

1911年,杨笃生在英国听闻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党人牺牲惨重,夜不能寐,忧国忧民,不能自持。留下遗书,托石瑛、吴稚晖两人将留学英国所积攒的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寄黄兴,作为革命经费。30英镑转寄其老母,以报答养育之恩。8月5日,他在利物浦大西洋海湾蹈海,以身殉国,时年39岁。

杨笃生牺牲后,旅居利物浦的华侨召开追悼大会,以彰义烈,并厚葬于利物浦公共坟园,纪念碑上用中文写着“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毓麟墓”。

在上海战斗过、工作过、生活过的湖南籍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的元老,还有很多,如刘揆一、刘道一、蔡锷、程潜、章士钊、章陶严、宁调元、周来苏、张汉英、徐佛苏、薛大可等,他们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促进上海发展作出过不小的贡献,在这里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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