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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澍] 陶澍人际关系之十四:陶澍和左宗棠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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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8 12:29:2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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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资水侠客 于 2010-1-18 13:17 编辑

“如公皆不朽  今我复重来”——陶澍和左宗棠

      陶澍和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两颗闪耀着光辉的巨星。陶澍以其清正廉明的吏治和经济改革的业绩而震惊朝野,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左宗棠则以其赫赫军功、特别是其收复新疆的壮举而名垂青史,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探讨陶澍、左宗棠的思想、业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第一、 陶澍、左宗棠由忘年之交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生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小陶澍三十三岁。左宗棠出生时,陶澍早已进入官场。左宗棠自幼聪慧,饱读诗书;但科场不顺,会试累次不中,仍回乡耕读于陇苗,钻研经世之学。自视极高,以“今亮”自许。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左宗棠主讲醴陵的澧阳书院。这时的陶澍,已官至两江总督,奉旨回乡省亲,路过醴陵。左宗棠应县令之请,为陶澍馆舍题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月,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一见,对联意境贴切高雅,书法壮丽舒美,十分高兴。“乃激赏之,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左宗棠对陶澍仰慕已久,现又亲身体会了陶澍礼贤下士的风范,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陶澍“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从此陶澍与左宗棠“总督布衣之交”的美事,传为千古佳话。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左宗堂赴京应考落第,返程时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以上宾之礼相待,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相谈论”,并亲自与之多次议论商讨学问道德、国计民生,左宗棠大受教益。陶澍又多方鼓励,曾指总督之位对左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并且,为儿子陶恍向左宗棠之女求婚,“以子要文襄女而抚孤。”陶澍不顾门第差别之大,以总督之尊,求布衣举人左宗棠之女为媳,表明陶澍完全突破世俗之见,能以才取人;也说明陶澍独具慧眼,知人之深。
      陶澍逝世后,左宗棠“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恩,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吾师之命”,乃指陶澍之友、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托左宗棠打理陶澍家事。左宗棠在安化小淹八年,为陶澍理家课子,维持家业。陶澍田产,除在安化外,多远在益阳、桃江一带,管理不易。左宗棠按地形方位绘成鱼鳞清册,注明丘名、面积、四抵界址、灌溉水源、佃耕要求等细目,便于经管。同时,左宗棠理家课子之余,尽心读书。他对周夫人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陶澍一生行水治盐,处理国计民生大政,所藏这类图书非常丰富,左宗棠得以知识大增,为其一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在金积堡发生水荒。左宗棠回忆阅读陶澍藏书知识,“骆驼能识水脉,行沙漠中缺水时,可纵骆驼视其前蹄所蹴处,即便开井,可以得水。”从而解决了缺水的难题,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左宗棠一直记念着陶澍,并以陶澍为师。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即陶澍逝世42年之后,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曾上奏朝廷:“陶澍总督两江,于一切国计民生,(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实有古大臣风。而陶澍莅任十年之久,勋业事绩,史册昭垂;当日德教沛然,感人甚深,惠政甚溥。追怀遗泽,民不能忘。”又说:“陶澍之两江也,于地方应办事宜,如筹海运、整盐纲、修水利、立学校诸大端,皆次第施行。当议改两淮盐法之时,震撼危疑,异论蜂起,卒能坚持定见,救弊扶衰,上荷宣宗成皇帝鉴谅允行,成效昭著,尤为时论所推重。”并请求建立陶澍和林则徐的专祠,左宗棠还题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语,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明确表明,要以陶澍事业的继承者自许。
      第二、陶澍、左宗棠的经世思想
      嘉道年间,湖南出现了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在陶澍的领导下,他们都有强烈的经世意识,主张积极入世,通经致用,“治国、济民、平天下”,大力推行改革,对漕运、盐政、水利、河工、币制、兵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都提出了改革主张,并取得了显著效果。陶澍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事功,对左宗棠发生了深刻影响。前人萧一山明确指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薰陶者也。”左宗棠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和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在陶澍经世思想的带动下,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积极入世,修身、齐家、医国、治民、平乱,处处以陶澍为榜样,成长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经世大吏。
      左宗棠对陶澍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主张通经致用、以理学为宗。

陶澍宗理学,推崇程、朱之言,认为经中含有致治之理,实学来源于宗经,故为文、为学、为政宜先宗经。“经者,常也。圣贤之言,如天地之常道,范围而不过,曲成而不遗,约之为四子,散之为《易》、《诗》、《书》、《礼》、《春秋》。”强调通经、用经,如果不知经,“或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尽,斯亦未可谓能尊经者也。”陶澍要求士人必须贯通《易》、《诗》、《书》、《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并在贯通的基础上学会应用这些经典。左宗棠也主张“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阶级可寻,涂辙自合。”在理与气的关系方面,也和二程的说法相似。陶澍说:“道即理也,气依理而立,理载气以行。既曰理气,岂有无理之气哉。”左宗棠亦认为理在气先,“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折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可见,在恪守程、朱理学、认识理气关系、通经致用等问题上,左宗棠出深受陶澍的影响。
      其次、重视实践、反对空谈。

晚清时期,学风流于空虚,陶澍对专注形式的八股文和繁琐的宋学、迂阔的汉学都提出了批评,并指出:治《易》者“相寻于虚也”;治《诗》者“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学术之所以不能如古,盖在是矣。”为此,陶澍在书院教学中,明确提出“以实学为教授”的原则:“夫学何以实?盖必从‘衣锦尚絅’之始,以驯致于不见是而无闷之域,而后读古圣贤之书,恍若謦睽接而声与通。” “衣锦尚絅”,意即在锦绣的衣服外面加上麻布单衣,使文采不外露,引申为只求得到实事,而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左宗棠也反对空谈,倡导实学。他认为人才之少,在于受了科名之害。他说:“八股文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他教育儿子“读书非为科名”,不要去追求“世俗之名”,而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他认为“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如果“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因此他要求子女“立志学做好人”,强调“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要研读实学,多做实事。他自己则精研实学,并自号“湘上农人”,亲自从事农业的耕作。
      再次、重视实学、研究实学。

陶澍对史志、舆地等实学非常重视,并深有研究。他非常称赞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有千古之识”。他对史志、谱牒的修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的原则;并主持了许多志书、族谱的修撰,或为之作序。他的《蜀輶日记》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舆地学著作。左宗棠和陶澍一样,重视实学的研究。他“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诸务。将求其书与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一是承继陶澍“史地经世”的思想,左宗棠着力研究地理学。有段时间,他每日“左图右书,以日以夜”制作全国及各省、府地图、历代各朝地图。又先后抄录各种通志、图志几十册,详细研究地理、地图。二是钻研农学。左宗棠认为“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他在全面考察农业的基础上,撰成《朴存阁农书》,是对农业科学的一大贡献。三是重视和参与荒政。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左宗棠参加湖南赈灾活动,先后到长沙、宁乡、湘阴、湘潭等地劝捐放赈。此外,左宗棠对盐政、漕政、兵防、河工、水利等实学都十分关心,多有研究。
      第三、 陶澍、左宗棠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业绩
      陶澍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改革家,是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陶澍的改革取得了“震惊朝野、利垂后世”的巨大成就。一是在江苏首倡漕粮海运。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陶澍将苏、松、常、镇、太仓之漕改归海运,江广之漕仍由河运,一举将一百六十多万石漕粮由上海经海运抵达北京。二是在淮北改纲盐为票盐。陶澍裁革总商,废除根窝,从根本上打破了纲商对盐务的垄断。三是在江苏、安徽兴修水利的活动中破除陈规,推行改革。史称其“兴修水利普江南”,“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四是提出自铸银币。主张在中国建立近代银本位自由制度,既有利于解决当时的货币危机;又能维护我国民族经济,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左宗棠继承、发展了陶澍的改革思想与改革事业,在革新盐政、整饬漕务、兴办洋务、振兴茶业、开发经济、整军运饷等许多方面,都推行改革措施,并取得了成功。在闽淅、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采用陶澍票盐办法,并进一步充实,清除浮费、革汰陋规、严禁私盐、减免商欠,使票盐更加完善。他还主张“永定章程”,实行票盐,使“裕课、便民、恤商三者兼权。”在陕甘,左宗棠大力推行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设赈局、招流亡、垦荒地、给牛种、兵屯、民屯交错其中,且战且种。”又改革茶务,“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实行“商贩并招,正课照定额征收,杂税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商贩领票,先纳正课,并添设南柜,招徕湖茶。”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又在军事、军粮、军饷、军运等方面采取改革措施,为新疆的回归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陶澍、左宗棠改革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坚持依靠商人的力量,坚持实行重商、用商、便商、利商的政策,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左宗棠更特别支持、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表现了他高于时人的眼光和魄力。
      第四、 陶澍、左宗棠的吏治思想
      陶澍、左宗棠的吏治思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反对腐败,非常重视吏治。陶澍曾任御史时,曾比较系统的揭露了当时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特别重视选用州、县基层官员。他说:“治民莫亲于县令,而察吏莫亲于郡守,督抚司道总其成而已。故守令得人,天下可得而治。”又说:“州县为亲民之官,必须得人而理。”“州县得人,而天下咸理矣。”陶澍在两江任督抚近二十年,始终坚持州县要“得人而理”,地方也相对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好局面。左宗棠也认为:“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指出官场腐败是人民起义的一个根本原因,“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故“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饰吏治。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治者,弭乱之未发也。”强调吏治重于军事。
      其次,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率作用。陶澍曾于厅堂书一联自警:“绕案风清,尘埃扫除吏牍;举头日近,光明洞照吾心。”又书一联于座右:“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左宗棠为官,一任巡抚、三任总督、以大学士入值军机,在总理衙门行走,参与清廷最高决策;却是封建官场清正廉明的表率,堪称能员廉吏。他曾在兰州官舍撰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用来表明自己从政的心意。他认为“察吏莫如先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可否。”他在《治学要言》中提出:做官要“爱民”、“清廉”、“勤于治事”、“慎于用人”、“熟悉法律”。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严于律己,曾断然拒绝“别敬”,送礼,不许儿子在外应酬,不徇私情。
       再次,他们都致力于整顿吏治。道咸年间,官场黑暗,吏治腐败。有一首讽刺诗说:“仕途钻剌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无庸,驳也无庸。”针对这一现象,陶澍提出了“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良莠以安良善,别猾蠹以慎勾稽。”的原则。其具体办法是:重视州县,强调选用基层官员;区别贤否,提拔表彰能员;严格制度,革除官场弊病;拣贤用能,栽汰冗员闲官;察吏恤民,清除官场腐败。左宗棠则提出了“察吏、训吏、恤吏”,作为整顿吏治的具体办法。所谓“察吏”,就是对官吏勤加考察,对“文武各员性情才识,无不随时随事详加考察”。对地处边远的官员,则“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凡人才臧否,舆论是非,具已默认辨别,得其梗概。”所谓“训吏”,左宗棠着力搜集前人有关吏治的言论为《学治要言》,散发给各属官吏,要求其认真学习,注重治理。他还经常以咨文、批札、书信告示等各种形式,直接向下属各官进行规劝、表彰、申斥。所谓“恤吏”,即爱护、关心官吏。左宗棠认为:“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训”和“恤”相辅相成。他曾拿出薪俸贴补廉洁而又有困难的官吏,关心下属官员的生活。此外,左宗棠主张严惩贪劣,裁汰庸吏,提拔能员,端正士风、学风、官风。强调:“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这一段话反映了左宗棠重视吏治、整顿吏治、关心民瘼的思想原则和良苦用心。
      第五、 陶澍、左宗棠的人才思想
      陶澍是“湘系经世派”和“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重要领袖,被称为“晚清人才第一”。当时全国的经世人才,大多团结在他的周围。陶澍非常重视人才,认为“当今之要,首在得人。”
      左宗棠深受陶澍的影响,是以陶澍为“源”的“以天下为已任,包罗万象”一类人才中的一员。左宗棠的人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教育的重视;和陶澍一样,左宗裳把“养士劝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首要任务。他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所谓“学术不讲”,实则没有办好教育。左宗棠的公式是:吏治——人才——人心——学术——教育。左宗棠出身于教师世家,他进入官场前的二十年,也多以教师为职业;位高权重之后,仍把教育、培养人才放在重要地位。如在淅江刊刻“六经”;在杭州建设书院;在西安设立书局;在甘肃兴办和修复书院;在陕、甘、新疆大办义学,仅甘肃就建立义学三百多所。他认为“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他要求培养德才兼备的“真人才”,不在科名,不求虚名,要有实学,要重实际。他还强调:“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气厚,而礼义廉耻因之而明,休祥瑞应由此而出,非细故也。”即只有良好的学风,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第六、 左宗棠对陶澍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道光时期,中国正处于由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时期;同样,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也开始转变、发展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陶澍的爱国主义思想属于古代爱国主义的范畴,但包含着某些近代爱国主义的因素,或者说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内倡导改革,海运、票盐、自铸银币等,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的解体,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生长。对外反对侵略积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左宗棠继承并发展了陶澍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陶澍的爱国主义一样,左宗棠的爱国主义基本上仍然属于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的范畴,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但又比陶澍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具备了许多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首先,左宗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将。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洋务运动则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左宗棠办洋务更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他办洋务的时间不及曾国藩早,办洋务的规模不及李鸿章大。但在强调自立更生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等方面,却非曾、李可比。他强调:“自强之道,宜求诸已,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诸己。”他曾自豪地说:“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从船厂主事到技工、从船长到水手,全为中国人。
      其次、左宗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关系复杂,麻烦大增,左宗棠在陕甘、直隶、两江及总理衙门任内,都有大量的中外交涉。左宗棠的原则是:其一,坚持“主权在我”,这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其二,主张“学习先进”,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其三,强调“自强为本”,这是最终目的。左宗棠对于西方国家的侵略,坚决主张抵抗。在中法战争中,他是坚定的抵抗派,曾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再次、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同治年间,新疆阿古柏匪部、英、俄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分别占领南疆、伊犁地区、乌鲁木齐。清朝统治者则因所谓“塞防、海防之争”,而举旗不定。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新疆的重要地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国家“将无晏眠之。”左宗棠还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方案,并坚决请战。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左宗棠以古稀之年,“舁榇西行”,率军远行。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完全收复新疆。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的蹂躏,彻底粉碎了俄、英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美梦,为祖国保卫了一片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它不仅是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体现,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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