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读书，不如不读书”，这句话如今已经颇为深入人心了。作为一个一线语文老师，笔者发现很多小朋友在品读经典作品时，都学会了带着思考去理解，有时候还总能挑出原作的一些“小问题”。
比如，前几年杭州就有一位姓马的5年级学生，在读《西游记》时，发现了一处不合理之处：唐僧取经明明经过了很多地方，但不管到哪里，当地人遵从的都是我国江淮一带的饮食方式，就连西域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很快就引起了不少专家的注意，他们纷纷表扬马同学很善于思考，并解释称这是因为吴承恩自己就是淮安府人。而《西游记》又是由《大唐西域记》为蓝本创作的小说，而《大唐西域记》又没怎么描写唐玄奘一路见到的吃食，吴承恩便把江淮菜写了进去。
其实，平时我和教师同行们在教孩子们时，也经常发现一些跟这位马同学一样的孩子。比如近日，我的同行徐老师就遇到了这样一件趣事：当日她正在教孩子杜甫《绝句》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个7岁的学生则对她发出了灵魂拷问，她听完后默默感叹：“我好难！”《绝句》一诗咱们都知道，是杜甫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孩子问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杜甫要写“两个黄鹂”而不是“两只黄鹂”？如果杜甫这样写是对的，那前几天他在写数量词的时候填“两个鸟”，老师凭什么送他一个大大的叉？
其实，咱们还真不能怪孩子调皮，这个问题不只是他问过，很多人都曾有过疑惑。一般来说，形容物体时我们经常用“个”，而形容小动物时，我们经常用“只”。但很显然，像杜甫这样的文字高手，是太可能用错的。
于是，早前曾有人提出：会不会是唐代时期，“只”字的使用还不普遍。但很快，这种说法就被事实给否定了。
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说明“只”字在当时是常用字。同时，既然“只”字当时已经被发明出来了，那通假字的情况也就不成立了。
不知大家发现没，但凡是刻意用“个”字，写出来的文字都更加接地气。杜甫写《绝句》时，难得在蜀中找到了片刻的安稳日子，所以此时他的内心是相对自在、惬意的。轻轻的一句“两个黄鹂”，完全能体现这种惬意。
其次，从与后文的连接上来看，用“个”字显然也更为合适。杜甫写诗最是讲究格律对仗，这首诗的高明之处在于颜色用黄对白，翠对青，数量词上用两个对一行，读来朗朗上口。如果用“只”字，显然就达不到这样的韵律效果了。
综上所述，这位7岁小学生挑的问题，杜甫并没有错，这和他在填空时写“两个小鸟”是两回事。因此，徐老师大可不必为这次“灵魂拷问”犯难，只要跟孩子讲清楚即可。
与杜甫诗类似的，近些年笔者还听到一些别的质疑：鲁迅的文章里有不少用错词、用错字的地方，比如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把“纪念”写成了“记念”；在《藤野先生》中把喝彩写成了喝采。如果咱们的中学生在写作文时也这样，那显然是会被当成错别字处理的。
最后，经过文史学家及诗迷们的分析，杜甫这样用共有两个好处：
首先，用“个”字会使全诗在意境上更加活泼、灵动。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一词中，曾写道“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并没有用“颗”来形容星星；宋代文人聂胜琼在《鹧鸪天·别情》一词中，曾写道“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不是一扇窗，而是一个。
于是，有学生指出“鲁迅写错字就没问题，我们写就错了，这是何道理？”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咱们要更客观地看待：
一来，鲁迅是白话文的先行者，他写这些小说的时候，白话文小说才刚刚起步，很多字词该怎么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规范，这一点咱们要理解他；二来，语文教材在课本后的注解部分，都会把这些字词的正确用法标出来，就是为了防止大家跟着学；三来，鲁迅的一些小错字，并不影响其文章整体的水平，如果哪天咱也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相信也没人会介意其中有一两个错字。
笔者非常欣赏边思考、边学习的态度，品读古典诗词也罢，现代经典小说也罢，提出质疑本身是没错的。但事实也一次又一次证明，经典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在字句上其实已经很完美了，挑它们的错其实并不容易。对此事，大家怎么看？欢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