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不仅与古代诗人的生活密切关联，对诗人的创作也有巨大作用，以酒人诗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是一种美妙的创造。
酒是一种物质文化，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诗是一种精神文化，它的产生源于人的精神需要和情感表达。中国文学史一开始，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和《楚辞》都歌咏酒，《诗经》里约有三十篇提到了酒，占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特别是《小雅》中最多，如《节南山》。屈原的辞赋中已经出现了椒酒、桂酒等名目，虽然他没有描写过自己喝酒，而且在《渔父》篇中还说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似乎不是饮酒之人，但正因为为此，他还在诗歌中描写酒，更进一步证明酒对于诗歌无往而不在，想逃也逃不掉，尽管酒对诗的创作并非有必然的决定作用，但通过诗人的作用，酒与诗就有了内在的联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爱情与死亡，被西方文学理论称为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但在中国，高踞于这两个永恒主题之上的应该是酒，中国古今作家在作品中不涉及酒的，只有极少的例外。酒对诗歌的创作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酒能催化诗的创作。 古代诗人的许多优秀佳作都是在沉醉中创作出来的。我们知道，饮酒可以使人亢奋、沉醉、性情激荡，但“酒不醉人人自醉”，在似醉非醉之中，可以使主体意志自由伸展，思维处于一种奇妙的境地。酒让诗人的神智产生麻醉，却使诗人的思维意识获得升华，创作能量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迸发。因此，古代诗人因酒创作出的诗篇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
酒能使大脑兴奋，使诗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高度活跃的状态，调动起经验的记忆和平时层积在头脑中而不大能意识到的大量信息，并使各种信息得到组合，催化出奇思异想。苏轼的《和陶渊明<饮酒>》中写道：“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就说明了外在的事物和内心的情绪是千姿百态的，到处都有诗，一喝酒这些诗就出来了，“文章本天成，饮酒自得之”，李白、杜甫、陶渊明等大家就是此类的典范。
李白的许多诗作，如《清平调》三首、《将进酒》，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都是在饮酒后一挥而就的。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序》)也是在酒宴上即席吟出。初唐时有一个文人胡楚宾则更甚，他文思敏捷，但必须喝到半醉才能动笔，每次作诗文，都是边喝边写。沉醉中的诗人，信息活动频繁，思想无所顾忌，暂时忘却了尘世中的一切，情感自由挥洒，意识流畅而朦胧，形成一种“真空”状态。在朦胧的意识中，一切事物按诗人天然的规律进行，创作意识源源不断，随“心”所欲，因此，创作能量极大丰富，从而催化出诗歌篇篇。
其次，沉醉中的诗人，容易激起亢奋的情绪，使得创作灵感频频出现 。在诗酒结合中，诗人找到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的安慰；“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的超然，以及“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悲愤；诗人的各种情感和心绪一一被灵感点缀出来，情感一旦在诗与酒的交融处找到自己的领地，不仅成为审美活动的动力，而且伴随着诗人的整个艺术创造过程，得到毫无阻碍的渲泄和抒发，从而使诗人由内心走向外在世界，冲破束缚走向自由的创造，灵感自然而然得到显现。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钗头凤》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吟咏出来的。陆游被迫与唐婉分离后，一次独自漫游沈园，独坐自饮，借酒浇愁，却意外地看见唐婉，他正想离去时，唐婉给他送来一杯酒，陆游悲痛之情涌上心头，喝下苦酒后，奋笔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陆游平时以写爱国诗出名，充满豪情，但此时却写出了柔肠寸断、无比怅然的婉约之词，正是“一杯愁绪吟绝唱”。在一种独特的心境中，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创作能量，创造的作品比起某些完全受制于理性作用所产生的作品更加接近和反映出艺术的真实，从而真实无饰地展现出诗人丰富而深邃的内心世界，因而具有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如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饮酒》、《述酒》，均是如此。
“古人所以饮，为屏世虑纷。酒为翰墨胆，力可夺三军。”(唐贤(饮酒》)“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陆游《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酒刺激着诗人的精神和情感，鼓荡起创作欲望，此时的诗人无所顾忌，只求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欢乐、愤怒与忧伤以及心灵中感受最强烈的东西一吐为快。在这种状态下，很多作品一挥而就，即成为激励后人，流传不朽的名作。这些作品因而具有一种纯艺术的内在美，人们也正是从诗人沉醉的艺术创造心态里品味到饱含生命、人生丰富内涵的审美意识和人的某些本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