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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政治篇部分内容选1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3-02  作者:黄纯燕  浏览次数:1788
核心提示:湖南人在上海网站编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书正在编辑中,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本网将部分选择一些章节发布。今

湖南人在上海网站编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书正在编辑中,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本网将部分选择一些章节陆续发布。今天选择发布的是政治篇的第一章部分内容。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主编:黄纯燕教授

第一章 近代上海湖南人概况

湖南地处长江流域中部,洞庭湖以南,在漫长的农业社会,这是一片荒芜的未开发之地。鸦片战争以前,湖南人口向外迁移的重要事件,是所谓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末张献忠之乱,致四川“鸡犬不留”,使得四川两湖总督联奏,凡移民四川者,免赋役五年,政府供给农具种子。有官吏能发动移民三百人者,立即升一级,候补官吏立即可以得缺。湖南人因此而大量移居四川开垦。除此之外,湖南人向外迁徙的情况较少。上海处于长江入海口,与中部之湖南,相距千里之遥,在古代农业社会,湖南人流寓到上海的情况应该是较少的,两地的方志也鲜有记载。但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当湖南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省份的时候,湘人开始活跃于中国各地,内陆之湖南与江海之上海也有了联系。

第一节 上海湘籍政治群体出现缘由

在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与民族主义内涵的熏陶下,近代湖南历史上涌现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群体:曾国藩领衔的湘军政治集团,黄兴、宋教仁领衔的清末革命志士群体,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员群体。湖南省地处华中腹地的特殊位置,使其成为了南北交通要冲,这是湘人向外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沿途吸收了很多的湖南人加入并随着这波洪流转战华东各地;同时期曾国藩组织湘军与之对抗,肃清湘省之后也随之出征,尔后湘籍大员主政两江。可以说,太平军席卷湖南以及湘军的兴起,是近代湖南人活动于华东地区或者说上海的一个源头。与此同时,上海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城市,特别是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吸引着湖南人流向上海——湘籍官僚的政治舞台、革命者的避难所与掩护地。

总的来说,湖湘文化的熏陶培育了大量政治军事人才,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湖南人向外发展机遇,以及近代上海特殊的政治地位,三项因素综合起来,使得近代上海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湖南人在上海的活动也因此以政治活动最为瞩目。

一、湖湘文化对政治人物的孕育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自屈原的楚文化传统,经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而奠定基础,再经张栻传播,至明清鼎革之际由王夫之继承发展,到清中叶以后蔚为大观。发展到近代之后,随着中国面临着列强入侵、救亡图存的历史新局面,湖湘文化又有了新的内涵。文化对人具有塑造作用,成长于三湘大地的近代湘籍人士,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人才,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湖湘文化当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内涵,即经世致用以及民族主义演变而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孕育湘籍人才,特别是政治军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所在。早在宋代,湖湘学派诸位前辈就已经强调为学要实用,反对空谈的腐儒之风。如胡宏认为:“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异?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而张栻更将“传道以济斯民”作为宗旨贯彻到其在岳麓书院的讲学过程当中,认为“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到了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得到更大的发展,王夫之与魏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夫之特别强调要学以致用,“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反对坐而论道、华而不实的腐儒学风,认为知识分子除了经书典籍的学习外,还要向社会的普罗大众学习,“辅轩之语,里巷之谣,无不可益也”,并且为学必须要付诸实践,“乃君子所学者,皆以见之言行……故君子于所学所行者,极用其心,以穷理而求合于理”。王夫之的经世思想对近代湖南政治人物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船山遗书》经邓显鹤以及曾国藩两次刊印之后,王夫之的思想更是成了近代湖南人崛起的思想源泉。嘉道时期的魏源是经世致用思想传承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魏源认为知识分子读书做学问必须要为治国安邦服务,而不是坐而空谈,如“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椒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刑兴教化,以《周言》致天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总之,在魏源看来,儒家诸本经典都是有现实的实用价值,因而研读经典的目的是为了治世,即所谓的“以经术为治术”,这是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核心。魏源不仅倡导经世致用学风,还身体力行、著书立说,诸如《元史新篇》、《明代食兵二政录》、《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之类。按钱基博所说,魏源“……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边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如聚米画沙,如烛照数计。自谓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湖湘学派诸位先贤讲究实干的经世之风,后经王夫之、魏源的传承发展,成为了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为近代历史上的湘籍军政官僚、维新派、革命者提供了精神武器。

除了经世致用思想以外,王夫之民族主义思想为内涵的湖湘文化对近代湖南政治人才有着重大影响。明清鼎革之际,满汉民族矛盾尖锐,王夫之的夷夏观念发展出来的排满民族主义,成为了湖湘文化新的内涵。王夫之道:“国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璠兄弟始”、“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夷为羞”、“罪可胜诛乎”,这些言辞虽是谴责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国璠兄弟率先投奔夷狄之行为的言论,但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背景下,王此番言论显然是讽刺那些替满人效力的投降汉臣。再如在评论南宋皇帝高宗赵构时,王夫之说道,“积渐以糜天下之生气,举皇帝王霸慭留之宇宙而受之异族,自此始矣。”此处的异族指的是女真族,也就是满人的先祖。凡此种种,都是其反满民族主义的表现。而魏源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夷狄”不再是过去的游牧民族,而是携坚船利炮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方列强,中国陷入到危机的深渊。故而魏源大声疾呼,“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将过去“华夷”观念下的民族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变。

湘军集团的领导者诸如曾国藩、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等都是无日不读王夫之、魏源之书。王夫之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启蒙了近代反清湘籍革命志士,梁启超论及王夫之时,认为清末大批湖南志士从事反清革命源自于王夫之的思想,“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读通鉴论》和《宋论》被梁启超称为“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最大”。杨昌济在戊戌之后潜居岳麓山,“常读《通鉴》及《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杨又将这些经世之学通过课堂教学,传授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促进他们的成长。可以这么说,近代湖南历史上的人才群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熏陶,特别是经世致用与民族主义内涵,更是造就了大量的政治军事人才。


二、太平军的裹胁与湘军的出征

1852年6月,太平军攻占湘桂边境的全州,准备顺湘江而下进入湖南,结果在蓑衣渡口遭到江忠源楚勇的阻击。太平军随即弃船登陆,由渡口东岸峡谷间的小路进入湖南省境,兵锋直指永州。故而湖南省志载,湖南官军“闻风丧胆,连夜逃奔长沙,全省清地方官莫不惊惶万状”,这是太平军进入湖南的开始。接着太平军连克道州、桂阳、株洲,稍作休整之后,于同年8月间接连攻克永兴、安仁、攸县、醴陵。最后进攻长沙受挫,经宁乡、益阳于年底从岳州出境。半年之间,太平军席卷湘省,对湖南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太平军进军湖南期间,湖南境内会党起义、民变风起云涌,光绪《湖南通志》载,“迨粤匪入境,湖南首受祸,境内土匪遂乘之以起”,太平军在进军途中,也不断吸收会党、农民起义群众,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在占据道州期间,“楚、粤会匪相率趋附,势复炽”,太平军因此而扩充了队伍,建立了以挖煤工人为主体的道州大旗;在进军桂阳、株洲的过程中,以“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之挖煤开矿工人创立土营。李秀成后来回忆湘南扩军的情形:“计议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株洲,入株洲亦招二、三万人众,茶陵州亦得数千。”江忠源也说,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在进军长沙的过程中,沿途天地会群众接受太平军旗号起兵抗清不少,如“攸县谢友存、浏阳刘开基并受太平军扎委,煽聚徒众,放炮祭旗,散布告示张贴各处”。这些会党起义被清军打散之后,余部也就随之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在撤围长沙,经宁乡、益阳攻占岳州期间,太平军不仅获得湖船无数,还吸收了许多纤夫、水手从而组建了水营,县志称“巴陵人至者多为贼用”。

太平军进军湖南的半年里,军队数量增加了两倍,建立了土营、水营,声势浩大。这些加入太平军的湖南人,被这股洪流胁裹出湖南,跟随太平军转战各地。逮到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这部分湖南人也就随之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

太平军席卷湖南、北出洞庭之后,湘省会党组织活动俞发频繁,如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遍及各地,势力很大。清朝的绿营、八旗等经制兵尾随追击太平军而去,无力镇压会党起义维持地方,故诏令在湖南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团防查匪事务。曾国藩认为“征兵不如募勇”,得旨许可之后,即“调湘乡廪罗泽南、生员王鑫等练勇长沙”,成军之后,镇压湘省各地起义,肃清地方。至咸丰三年(1853)五月,太平军西征进围南昌,江西方面求援于湖南。曾国藩以“罗泽南将湘勇千二百”、“忠源弟忠淑将楚勇千”、“署盐道夏廷樾将营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三支部队支援,这是湘军第一次出省作战。逮到咸丰四年(1854)湘军水师编练完毕,曾国藩遂率水陆大军“自湘阴转战复岳州……八月复武汉,湖南北路肃清”,此次是湘军正式转战外省,接着由湖北至安徽、江西,继而江南,故“东南各行省自是倚湖南为重”。

湘军出省征战者,水陆不下十数万之多。在战胜太平军之后,除去大部分裁撤归乡,也有不少湖南兵勇就此流落江浙,遍布江南。而未被裁撤的部队及其将官在战后形成了湘系官僚集团,主政东南各省。他们中的各级官员携带家眷前往各个驻地,退役后大多居住于上海、苏州等城市,形成一批较为特殊的移民群体。这个特殊的湘籍官僚群体,深深影响了晚清的政局。

总之,由太平军入湘继而引发的湘军出征,是晚清湖南人大规模迁移外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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